刑法现代化理论的续造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刑法现代化需要继续发展。反观我国刑法学领域,现代化刑法的追求还占据着当代刑法学人的思维,遮蔽了中国刑法现代化之未来图景的真实面貌,妨碍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出发,尝试着以现代之后的视角看待刑法现代化发展及其遭遇的“陷阱”。在对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实现现代刑法经由自由刑法向风险刑法、单一法典化向立法多样化和实践理性向交往理性三个维度的转化,并为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充足的理论动力。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193例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患者中医证候研究

目的 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persistent postural-perceptual dizziness，PPPD）的中医证候特点。方法 采集193例PPPD病例症状、舌象、脉象，将每一症状、舌象、脉象作为一个统计变量，“有”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计算四诊信息的频数和频率，运用因子分析对高频症状、舌象及脉象进行非线性降维并提取公因子，得出病性、病位证素及中医证型并加以总结分析。结果 频率排名前3位症状的依次为头晕（90.67%）、心烦（54.40%）、倦怠乏力（51.30%），舌象中舌质频率最高者为舌质暗红（22.28%），舌苔频率最高者为白苔（31.09%），脉象频率最高者为滑脉（41.97%）。利用因子分析共提取1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4.798%。整合相同的证素，共得到5个病性证素，依次是气滞（71.50%）、阴虚（24.35%）、血虚（22.28%）、气虚（17.10%）、痰湿（15.03%）；5个病位证素，依次是肝（93.26%）、肾（24.35%）、脾（16.58%）、心（0.52%）；6个中医证型，依次是肝郁气滞证（56.48%）、肝肾阴虚证（21.76%）、肝郁脾虚证（15.03%）、肾阴虚证（2.59%）、脾肾阴虚证（1.55%）、气血两虚证（0.52%）。结论 PPPD的病性证素以气滞为主，病位证素以肝为主，中医证型以肝郁气滞证为主。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理论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制度支撑、规范的运作机制、具体的程序设计,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既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色,也彰显了具体民主形式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制度与实践的平衡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生活向往的需要,有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积极推进。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新时代“工会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再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为新 时代工运事业指明了方向。工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视角加以考察分析；工 会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则需要辩证地处理好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与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工会组织“公转”与“自转”的关系。     

浮动抵押逸出担保物权体系的理论证成

具有担保功能的权利,并非都是担保物权。如果一项权利既不符合担保物权的特征,亦有违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就不属于担保物权。对比浮动抵押与担保物权的特征可以发现,浮动抵押有担保功能但并非担保物权。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宜将浮动抵押从担保物权体系剔除。考察比较法资料,结合“charge”的词源语义,遵循语言翻译的忠实严谨原则,宜将“floating charge”译为“浮动担保”而非“浮动抵押”。至于浮动担保何去何从,相对合理的方案是将其嵌入合同法域,规定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之“合同的担保”章节,以此彰显民法典的体系性与逻辑性。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